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行業的變化，建筑業企業資質標準和資質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，越來越明顯地出現了一些與制定標準的初衷不相符的現象。

　　一是低等級資質的有效性。對建筑企業而言，無論是總承包還是專業承包，擁有三級資質，甚至二級資質，在現實中很難求接到項目的。很多業主往往把投標入圍條件設定為一級資質，甚至特級資質，即使該項自二級資質甚至三級資質也能承攬，業主大概率也不會選擇三級或二級資質的企業。這樣的結果是，取得三級甚至是二級資質，從承攬項目的角度，很多時候都形同虛設，申辦三級資質只是為了升二級資質，申辦二級資質只是為了升一級資質。于是，盡管按資質規定的承攬范圍和企業自身的產品定位，具備這個等級的資質后，完全可以滿足市場準入條件，但事實上很難入圍，導致各個企業不得不拼命升資質，最終要升到一級甚至特級，否則無法生存。這也是資質掛靠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二是資質標準的導向性?，F行資質標準側重于對企業經營規模和施工規模的評價和劃分，基本不涉及企業履約資信、專業水準、質量水平等。換言之，資質升級重在考核規模和能力的大小，不考核產品和服務的優劣。這樣的規定，有利于引導企業做大，但不利于引導企業做強。

　　通過資質等級劃分，便于招標主體根據項目規模，識別具有相應施工能力的企業參與施工，這應當是設立資質標準的初衷之一。但現實中往往存在這樣的誤區：認為資質等級高的企業，比等級低的企業實力強、履約好、服務好。

　　基于這樣的認知，如果一家企業的資質等級低，即使這個企業在資質許可的范圍內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是優質的，往往也不會被市場合理評價，市場影響力因資質等級低而不能得到應有的地位。換個角度講，如果一家企業資質等級高，雖然這個企業交付的產品和服務是比較差的，也會因為其資質等級高而被市場認為實力是強大的。

　　三是資質標準的適宜性?，F行標準是2014年11月發布的，按合理性推測，預計在2013年，甚至在2012年就已經制定出來征求意見了。這個標準是10年前的建筑行業和社會發展狀態，是針對10年前的施工技術條件、施工組織方式、資源配置模式、商業運營模式、工程建設規模而制定的。但10年過去了，上述各類要素很多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。也就是說，資質標準的基礎依據和前提條件發生了大的變化。

　　舉個例子，冶金工程總承包資質，從三級升到二級升需要的工程業績中，有一項是承擔過70萬噸以上、100萬噸以下的煉鐵工程，而目前這規模區間的煉鐵工程幾乎不存在了，起步就是100萬噸以上。從相關設計規范看，也不允許再設計100萬噸以下的煉鐵項目。如果承攬不了這樣的項目，三級升二級就面臨很大困難，會陷入“先有雞還是先有蛋”的循環之中。再比如，目前施工企業對設備的獲取方式，基于從“重資產”向“輕資產”轉變的思路，絕大多數已經從原來的自有變成了租賃，出現了大量的設備租賃企業，形成了專業化的社會分工，但市政、公路等資質仍然要求施工企業要有自有設備。

　　以上三個方面的情況，在資質標準修訂時應當予以考慮。當前急迫要做的，是對現行標準的優化和完善。

　　一是資質標準要“集成化”。10年間零零散散修訂或調整了諸多內容，均是單獨發布，沒有系統集成，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準確的、正確的資質標準。建議把各年、歷次修訂的內容納入正式標準之中，統一發布，形成“一本標準”，改變目前的“碎片化”的狀況。

　　二是標準邊界要“具體化”?，F行標準中有不少方面，由于缺乏準確或明確的界定，導致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斷，給政府主管部門的資質審核，以及建筑企業的資質管理，帶來較大困擾。建議要針對資質標準中爭議點較大、情況變化較大的地方，制定具體的邊界條件或規定。

　　三是資質政策要“統一化”。住建部和各地方住建部門對資質的申辦、審核、監管等政策，要全國統一、上下統一。這對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場秩序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格局，是十分重要的。